读中医，不仅仅为了治病

声音

　　今天为什么要读中医

　　中国的传统文人似乎没把中医当作专门的学问，他们都觉得自己具备对这个领域发言的资格，在他们的著作里几乎都能找到几卷医论。尤其令今天的人们吃惊的是，大部分的中国文人认为通过阅读书籍来了解并掌握中医是可能的。比如马一浮通读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碰到医书也像读经史一样一卷卷啃掉，据说后来生病也自己开方子，居然还吃好了。金庸笔下的黄裳为了给宋徽宗编《道藏》，通读后无师自通领悟绝世武功写出《九阴真经》，看来马一浮也不遑多让。

　　在我看来，无论是写医论还是开方子，都不大高明。钻到经史里的文人，有几个真有本事写出《傅青主女科》来？无非是发些自以为是的空论而已。医学的功夫不是在脑袋里想出来的，凭纸面上得来的知识写医论，自娱就罢了，在行家面前显出鄙陋也是小事，就怕误了后学。至于开方子，不管治人还是治己，都是人命关天的事，草率为之，不仁亦不智。这些事还是留给专门的大夫去做吧。

　　国学大师尚且如此，那么到今天，我们普通读者又有什么理由来读中医呢？

　　在为日常保健考虑之外，我以为了解一些医学史无疑是比自个儿摸索怎么开方子更有意义的。至少它能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生老病死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一部医学史讲的正是如何看待与对待这四个字。在医学史里可以看到人类如何逐渐认识自己的身体，以及对生命和灵魂的看法，这个过程甚至是惊心动魄的。由于古代中国人信守的是与西医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体系，这种看法则是与西方人迥然有别的，即使在已经向西方医学体系靠拢的现代中国人看来，也有其奇异之处。

　　另外，医学的出现是为了减轻人的痛苦，而非为了满足包括求知欲在内的人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别的科学不同，它求的是“善”而非“美”或“真”。阅读它的历史，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那些可能已经失落的仁慈之心。　

□　桥东里

看祖先们的灵魂与心

仇鹿鸣

　　□在读博士生，上海

　　不知为何，中医突然成了时下热门的话题，去年网络上一场宣称要废除中医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尚余波未平，而转眼之间一系列打着思考中医、发现中医幌子的图书又成就了图书市场上的异军突起。不过，扪心自问，中医虽然带着一个“中”字，但生为中国人的我辈对此能有多少了解，倒是颇成疑问。余自幼体弱，可算是颇吃过几天中药，不过除了知道中药没有副作用之外，所能剩下的大概也就是每天要被迫喝下一大碗苦药的童年记忆。

　　或许太阳底下真的没有什么新鲜事，关于中医的存废之争在民国时代，便早已喧嚣一时。当时随着西医的引进和现代卫生体制的建立，中医的地位日趋于边缘化，加之其调和阴阳的施治原则在科学上无法加以验证，要求废止中医的声音陡然升高。而中医的从业者也不甘示弱，极力摆脱“江湖郎中”的形象，争取与西医平等的“医师”地位，并试图将中医抬升到“国医”的高度与西医抗衡。如此看来，去年关于中医那场风波只是民国时代那场争论在新世纪的镜像而已，了无新意。在民国时代中西医之争中，有两件轶事颇有意味。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因医生误诊，而被错误地割去左肾，但梁启超担心因此影响国人对于西医的信心，特地为之隐瞒。胡适曾患有肾炎，西医医治无效，经著名中医陆仲安的治疗得以痊愈，但胡适对此事却不愿声张，生怕国人生出中医胜过西医的想法。梁、胡二公皆是民国知识界的巨擘，其言行对于当时社会的风尚影响甚巨，两人皆采取如此立场，并非是对于中医有所成见，实因为中医之道虽时有奇效，却并无“科学性”可供依凭，二公皆宗奉进步、科学之理念，生怕国人因中医的眼前之效，而生出轻视科学之心来。二公的态度也折射出近百年来中医在中国社会中的微妙处境，夹杂于科学与效用二马分殊之中。贬之者斥之为伪科学，视其与巫术相类；赞之者取其效用，奉之为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甚至将中医的疗效“神迹化”。但无论是贬之或是赞之，却皆是借着西方科学的标准来审视中医，很少有人能够循着中医的理路来解说中医与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中国素来有修史的传统，可惜一部二十四史更多充斥着帝王将相的故事，对于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却往往是语焉不详。历史上做过皇帝的不过是几百人，但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更何况，天高皇帝远，对于历史上无数的底层民众而言，眼皮底下的生死之事大概要比千里之外的皇帝重要多了。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离开了精密的科学仪器，医学治疗该如何展开。如此看来，尽管我们和中医共用着一个“中”字，其间却横亘着古代与现代的鸿沟。坦率地说，我们距离中医的世界已经很远了。不可否认，中医依然在当下中国的医疗体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建国之后，对于中医的一系列规范、整理工作可谓成绩斐然，但这些工作皆是以科学化为目标的，强调中医的用，往往采取化验的方法来验证中医方剂中的化学成分及其疗效，而对于中医理论中阴阳、数术、方技的传统则避而不谈。这就导致了当代中医重药轻医的特点，甚至存在着“废医存药”的主张，保存中药是因为其存在着实际的效用，其药效能为科学研究所证明，废除中医则由于中医法天象地、阴阳五行的学说无法在科学上得到验证，绕来绕去，依然在科学主义的窠臼中打转。但在古人的医学世界中，这两者是浑然一体，不可区分的。例如，中医有一味药叫兔脑催生丸，在现代的中医中依然得到使用，因为其化学成分中含有催生素，但是在中医的思想世界中，选用这味药的理论依据是腊月兔脑中浓缩有冬天死亡的兔子身上的初始的阴中之阳的力量。相信科学理性力量的我们可以很轻蔑地斥之为迷信，但是如果我们放下这种现代性下的自负与优越感，就可以发现历史中很多有意思的细节，中医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远不只是一种治疗方式，而是古人思想世界与信仰体系的一部分。

　　医学史研究按照现今的学科分类往往被归为科技史的分支，所以过去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古代医学发展过程中科学性的那一面，其他不登科学殿堂的部分则往往被视为迷信而扬弃掉了，这种生硬的割裂一方面无视古代学术本身的内在理路，另一方面更错过了许多研究“一般人思想史”的绝好材料。李建民《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一书是台湾新史学浪潮中的代表著作，作者在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下展开对于古代脉学形成的研究。作者提到中医的经典理论著作在公元三世纪以前皆已成型，而这些著作直到今天依然是指导中医施治的宝训，我们无法想象现代的西医依然会将盖伦的体液说奉为佳臬，这便是中医的特殊性所在，它不但属于历史，也指向现在。中医理论形成的周秦汉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学术一个大转折的时期，以往我们更多地关注儒、道、墨等精英的诸子思想，却对于通过房中、巫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数术传统关注无多，其实在《七略》之中数术、方技占其二，其对于普通人的影响恐尚在儒、道之上。而古代医学的形成则依托于这一传统，深受五行阴阳思想影响。六脉、十一脉、十二脉的演进并非是一个由简至繁的科学历程，其中更多是受到当时的天文、数术观念影响，进行选择性记忆的结果。中医经典的典范化的过程，并非全是医学发展的驱动，其中多有思想、信仰的痕迹。从这本书中，我们了解到的中医，不是冬令进补的十全补膏，也不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却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生活息息相关，透过中医的映射，我们多少可以穿过时空的界限，看看我们祖先的灵魂与心。